今年的室内乐大师班请来了三名重量级的音乐家兼教育家。都是老辈了，但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，他们上课也如同演出一般富有激情。小提琴和大提琴都曾长年担当柏林爱乐的首席，而来自瑞士的单簧管则长年占据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位置。吃饭间他们还闲不住，话多的要命。尤其是柏林爱乐那两位，可能很多年没有见的缘故，聊起昔日卡拉扬时光真是滔滔不绝。我看到他们的脸就总不由自主地想起前几个星期，紧张地想尽各种办法，最后托柏林和慕尼黑的同学亲自去他们住处才弄到他们照片的经历。而从慕尼黑风尘仆仆赶来的我们基金会总负责人则尽显manager的稳重作风，话很少，静悄悄地倾听他们的高谈阔论。

下午，我和我的这位大老板在凯宾斯基咖啡厅坐了一下午。去年11月份，我正要收拾行李去上海领馆文化处报到了，忽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，说这里有个位置马上缺人，希望我能来做。当时他在北京，而第二天就要飞回慕尼黑，所以直到昨天我们才真正见面。在这期间有他下属的另外两位同事飞来过，他们都不算可爱的类型，而恰恰前不久我还和其中一个女的因为工作原因发生过激烈的争执。她认为我跟总部的沟通成问题，要我什么事情都要跟她汇报、申请。我义正词严地告诉她，我认为我该汇报的我都汇报了，而且，如果她什么事情都想牢牢抓在手里，我会失去自信和积极性。她的理由说这并不是要控制我，而是原来都是这样做，而且非常顺利，不明白为什么到我这就不行。我说，每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。既然以前合作那么愉快，你们为什么让我的前任离开，而不给很好的条件留住她呢。另外我还说了很解气的话：你让我给你汇报，我什么时候得到过你们给我的汇报。我才不管你是谁，德国人，还是领导，我该说的就说，忍气吞声可不是我的风格。

这次我们的头儿来，我还想要不要跟他说这件事情。想想还是算了，因为不管在哪里刚开始工作总会有不顺心。不想他一坐下马上就跟我提起了这个同事。哈，还恶人先告状了！那我当然要把事实都说清楚了。我的经验又一次应验，在跟德国人共事的时候，大多时候是男的比女的善得多。他仔细听取了我的感受和想法。我说我不是小孩，也不是实习生，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她来指导的话，你们也用不着找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做这些事情。他也认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我也没必要象过去那样汇报的那么勤，毕竟那样很占时间。但也希望我能理解她，她要对中国的文化事务负责。不过我千万不要害怕会丢掉这份工作，他们实际上是很重视这里的工作的。我说我只是感觉到自己不被信任，如果万事都被监控，我会失掉兴趣。他希望我能尽快安排去慕尼黑的时间，好去结识整个team，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，并商讨一个切实可行的合作方式。而我们在谈起其它工作项目时，他也很耐心地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，不像那几个人总是自以为是。

自己常常也在想，依我这样的性格到底是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。由于在这边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牵扯不到多少和这里同事的人际关系问题。没想到短短的时间里就会跟遥远的总部同事闹得不愉快。如果正好碰上一个不好的老板，很可能会说我不讲道理，总部让你汇报工作是天经地义的，干吗那么不服气。有时还后悔放弃了上海的工作，那个文化领事按李猪猪的话来说“是个可以爱的男人”。他那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等我去上班，而且整个team的人都非常亲切。当我怀着万分内疚的心情告诉他我改变主意的时候，没想到他非但没有抱怨，反而对我说，不用感到自责，每个人做一个工作的时候应该想到下下个工作是什么。我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，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考虑他人，而应该完全由自己的角度出发，衡量什么样的选择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更有利。于是，上海，这个我去过无数次但从没真正生活过的城市，就这样差了一点点又擦肩而过了。不过他们至今和我关系依然很好，有次跟他通电话还叫我“公主”。

对于习惯了懒散的我来说，现在应该是个很好的锻炼。虽然没有把它当作我终身的事业来做，但还是希望能尽量做到最好。谁让我还是个完美主义者呢？